福利 | 免费读新书!中国发生次贷危机的可能性有多大?2020-06-05

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确信,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,将远超2008年的次贷危机。后者是金融体系动荡引发全球供给侧衰退,而新冠带来的不确定性大得多:病毒看起来要与人类长期共存,这从根本上同时改变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组织方式。


中国今年一季度GDP同比下滑6.8%,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负值。为扭转宏观颓势,并配合3月以来的复工复产,中国金融体系进行了天量投放。根据央行数据,今年前四月社融和人民币信贷分别合计新增14.17万亿、8.8万亿,均为历史同期之最。疫情之下金融及信贷数据将持续强势——中国货币及信贷政策的宽松基调已十分明确。


宽松的货币环境,曾经是美国次贷危机酝酿的温床。虽然中美金融环境有着天壤之别,但美国次贷市场十几年前的繁荣,与中国当下消费金融的勃兴有诸多相似之处。2008年席卷全球的那场危机,对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有哪些警示?中国又如何避免堕入次贷陷阱?


《中国消费金融次贷报告》这本书希望回答这些问题。该书由麻袋研究院组织编写,定稿于2019年底,但疫情拖长了出版周期,到该书面世时,中国消费金融次贷行业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:如疫情严重影响了催收行业,进而造成次级贷款不良率上升;又如《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的出台,对次贷息息相关的助贷行业进行明确规范。很遗憾,这些变化没来得及在本书第一版中体现出来。


但本书的作者相信,对中国次贷行业历史纵向的梳理、与国外次贷市场的横向对比——才是发现中国次贷行业未来走势的关键。以下为《中国消费金融次贷报告》第一版的序言:


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,至今令人心有余悸。其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的巨大破坏,影响绵延了十几年。


“次贷”二字像一柄利剑,悬在所有金融从业者的眼前,提醒人们在宽松货币环境下,要时刻警惕危机的重演。


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,“次贷”似乎是个被避讳的词语,无论金融监管者还是从业者,都以中美经济环境的巨大差异为由,甚少提及中国的次贷。尤其在涉及到“次贷人群”时,常常隐晦地以“长尾人群”替代。


中国的次贷市场兴起,正是从服务长尾人群开始的。2008年,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蔓延时,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刚刚起步,监管者目的是“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”。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,在中国也有了大批模仿者和追随者。农户和低收入群体,成为那个时期的“长尾人群”。


2009年之后,随着P2P和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在全国铺开,长尾人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,除了收入水平低,征信记录缺失或信用状况较差的人群也被纳入服务范围,为这部分群体提供的金融服务进入了高速增长期,相应的贷款规模膨胀了数万亿。


但到目前为止,针对这部分人群和金融服务市场,缺乏明确的界定。本报告的第一章,尝试对中国的次级贷款和次贷人群进行定义,通过其承担的利率水平、地区分布、借贷行为特征,描摹出次贷人群画像。笔者所在的公司,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员,从协会的行业研究数据中,获益良多。


近十年移动互联网的发展,成为中国次贷市场成长的催化剂,网络贷款的便捷性和大数据风控技术的不断提升,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次贷行业的竞争中。报告的第二章对次贷市场的场景方、获客方、资金方、助贷方、增信方和贷后方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和分析,并提供了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典型案例。


次贷人群获得贷款的利率、期限、额度各不相同,这“三要素”也是金融产品定价的核心。第三章对次贷金融产品进行分类,并将这些产品的特点和利弊进行了比较。在分析产品利弊时,次贷行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暴露出来,这些问题也是监管严厉打击的对象,第四章分析这些问题的成因,以及监管层层加码的压力。中国次贷行业广泛存在的暴力催收问题,已经成为公安部“扫黑除恶”的重点关注领域。


本报告的第五章重点解析境外次贷市场。相比于中国,次贷业务在境外市场的发展历史更为悠久,历经过大型危机的资本主义市场,在监管架构、法规设立、产品合规认定等方面更为成熟,能够作为我国处理次贷业务的参照样本。


美国次贷和中国次贷存在诸多不同,引起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源头,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,这与中国次贷市场以消费金融贷款(不含房贷)为主有着显著区别,但美国次贷危机的宏观环境和危机传导链条,仍值得与中国对比分析:


2006年,在美国全部抵押贷款中“非优级”的比重高达46%,其中次级为21%,次优级为25%;中国当前广义次贷规模约6.5万亿,占中国居民贷款整体规模至多13%左右(第八章)。从次贷规模占比来看,中国谈“危机”似乎言之过早。


但美国宽松的货币环境,也是次贷危机酝酿的温床。中国过去十年,总体而言延续了“适度宽松”的货币政策,大量低成本资金涌入市场,催化了次贷服务的空前繁荣。美国次贷危机,通过层层嵌套的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传导,最终风险波及大型银行和机构投资者;而中国的次贷资产证券化程度虽然有限,但以助贷形式存在的增量次贷市场,将信托公司、消费金融公司和商业银行越来越深地裹挟进来。


危机可以分为金融市场危机和社会问题危机。中国次贷市场普遍存在的多头借贷、过度授信问题,增加了互金机构次贷违约风险向传统金融机构传导的可能性。日本贷金业贷后催收的无序,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;在韩国信用卡债危机爆发前,韩国信用卡机构甚至向失业人员、大学生等信用情况不容乐观的群体提供信贷服务。中国由于次贷人群征信数据的缺失,多头借贷和过度授信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。


第六章提出了中国次贷人群问题的一些对策,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和百行征信已经开始对接次贷机构数据,互联网法院和互联网仲裁的逐步发展,针对次贷人群恶意逃废债问题,提供了低成本、高效率的解决方案。


本报告的第七、八章,展望了次贷市场未来的走向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。从当前的政策环境看,监管层对于次贷机构,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科技类公司的严监管仍将持续。曾经作为次贷人群服务主力军的P2P网贷规模,已经大幅萎缩,在转型清退的浪潮中,可能难逃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。而游走在政策边缘的助贷机构、大数据公司、贷后催收企业,也将面临几轮政策限制的洗礼,最终向持牌机构转型或被传统金融机构收编。


蚂蚁金服这类互联网巨头,在经历自有小贷公司放贷——助贷——联合贷款的进化后,又提出了“信贷联营”的新主张,从其倡导的24%的放贷利率限制来看,其服务人群已经渐渐远离次贷人群。作为次贷市场上的特殊化存在,大型互联网公司始终是中国新金融蜕变进化的晴雨表。


2019年10月,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联合印发《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,将对超过36%利率放贷的行为,以“非法经营罪”论处。这对于众多非持牌的次贷服务机构而言,无异于一声巨雷:次贷市场以前存在形形色色的“违规”行为,将来就可能是“违法”,要承担刑事责任。


从监管日益趋严的角度看,次贷市场短期萎缩已不可避免;中长期来看,持牌机构的加入,会令次贷规模稳步上升,但由于次贷利率限制和次贷人群向非次贷人群转变,“普惠金融”政策事实上的国家补贴,都会令长期的中国次贷市场渐渐收缩,最终沦为一个小众市场。


本报告由麻袋研究院组织编写,作为金融科技实战智库,麻袋研究院以实践为指导,依托麻袋财富母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中信产业基金的强大实力,从商业实战中总结行业经验,推动研究成果落地。中国金融科技及次贷市场仍在高速发展变化当中,报告难免存在错漏之处,恳请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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